晚宋（1208-1241）理學正統地位確立再研究

Abstract

本論文討論淳祐元年（1241）道學五子入祀孔廟的背景和原因。論文揭示晚宋士大夫在學思政事上有何作為，竟使宋廷最終肯定程朱理學，將其奉為官方意識形態。此一決定影響此後元明清三朝乃至東亞世界八百年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秩序。 相較於以往關注理學家思想義理的詮釋與推衍，本論文關注理學士大夫群體在思想與政治間的互動。取材上則以士人文集為中心，兼取正史、方志、筆記等不同類型的材料，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解釋程朱理學最後勝出的原因。 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四章。第二章以道學解禁的時間順序為線索探討朝政形勢與理學地位的變化，以及理學士大夫的進退出處。嘉定年間，史彌遠（1164-1233）為鞏固政權，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道學名譽。嘉定前期，相較於正人士大夫議論以為憂國，史彌遠執政雖重用都司以便行權，但也重視士大夫公論。隨著嘉定十一年「泗州之役」的失利，史彌遠專權體制才告形成，雙方最終分道揚鑣。 第三章以朱熹（1130-1200）和陸九淵（1139-1193）第一二代弟子為中心，揭示後朱陸時代的「朱陸之辯」之實情。以黃榦（1152-1221）、陳淳（1159-1223）為代表的第一代朱子後學和以楊簡（1141-1225）、袁燮（1144-1224）為代表的陸學弟子在嘉定年間關於為學方法的爭論既延續了其師朱熹和陸九淵的分歧。隨著朱陸第一代弟子在嘉定末年先後謝世，以袁甫（1180-1237後）、包恢（1182­1268）和錢時（1175-1244）為代表的陸學第二代核心弟子出於各種原因開始折中朱陸學說的分歧。在淳祐元年道學五子入祀前，朱陸和匯的趨勢就已形成，這也為理宗最後推尊朱子學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四章圍繞真德秀（1178-1235）和魏了翁（1178-1237）在寶慶（1225-1227）、紹定（1228-1233）年間居家講學的活動展開，討論真德秀和魏了翁作為朱學後勁如何研習講論朱子學說。真德秀在寶、紹年間歸家與子弟論學時對《大學》文本集中且持續的關注是朱子學在晚宋得以傳播的重要原因。真德秀在端平年間為理宗進講《大學章句》亦可見理學士大夫的經世面相。相較於真德秀謹守朱子門戶，靖州居住期間的魏了翁則以泛覽經書，尤以《易》和三《禮》為主。儘管魏了翁亦能以讀書為樂，但其內心深處仍因無法參與政事而有所緊張，亦可見其士大夫致君本色。 第五章討論理宗前中期的理學與政治文化。「端平入洛」的失利驗證了真德秀入朝前的擔憂，同時加劇了理學士大夫群體內部的分化。理宗因當時輿論選擇罷免鄭清之（1176-1252）。隨著真德秀與魏了翁在端平二年（1225）和嘉熙元年（1227）先後去世，理宗開始重新啟用史嵩之並任用甚專。由於史彌遠之侄的特殊身份，史嵩之自始至終都受到正人士大夫的攻擊。理宗試圖調和正人士大夫和史嵩之之間的矛盾，因此推尊理學成為了朝廷上下最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