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 Zhen's (1724-1777)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transition of thoughts

Abstract

「知識來源」與「學思轉折」是本文的兩個論述核心。所謂「知識來源」，指的是戴震（1724-1777）終其一生於所讀之書、所交往之人、所從學之師、所從事之職業、所經歷之事跡而獲得的知識，以及在其影響下產生的學問轉折與波動。所謂「學思轉折」，是基於到目前為止，學人對戴震思想研究所達成的共識——「早年博通經史，長於論述；晚年回歸義理，抨擊程朱」，進一步分析戴震思想轉折的原因。以戴震的傳記、論著為核心材料，旁及與之相關的時、地、人、情——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變遷、徽州的鄉土文獻（方志、蒙學、算術）、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曆算、康雍乾的文教政策與學術變化、戴震的師從與學友等各方面的材料，再將這些材料以戴震的生平為時序，加以編列，最後著眼於戴震在聞道不同階段對「道」的不同認知、戴震對「理」的重新解讀，以此為線索來溯源這些變化的現實原因。明清時代，「習儒」還是「習商」對徽州地區的學子來說，可以是並行不悖的選擇。戴震在北京成名之前，他以商販之子的身份，接受的是徽州地區最基層的蒙養教育，因此，戴震學問的起點不僅包括以科舉為導向的識字、訓音，誦讀、寫作時文，還有商業數學教育對其早年知識構成的塑造。根據康雍乾時期《徽州府志》的書寫，可以看到徽州學子進入士林的路徑是多元且動態變化的，詩文辭章、經史考證、理學等都曾被視為「儒」的內涵。在這樣的背景下，戴震則選擇以「說經」作為習儒聞道的途徑，他承襲明末清初形成地「漢宋兼采」的說經範式，汲取徽州本土音韻訓詁、名物制度、天文曆算的學術資源，積累說經的知識儲備，撰寫了《策算》、《六書論》、《考工記圖》等著作。在此基礎上，編輯《經考》、《經考附錄》，進而成 《毛詩補傳》、《屈原賦註》等解經之作。可知，戴震在徽州時已經學有所成。他在徽州的從學與交遊，一方面是「求道」——繼續開拓「說經」的知識面向，一方面也是「求名」——考科舉及傳播自己的學問。至戴震三十歲左右，他已經形成了自己解經聞道的方法論——「考據以聞道」。 乾隆十九年（1754年），戴震因應在家鄉的訴訟審時度勢地選擇北京作為逃難地，並以曆算自薦於錢大昕（1728-1804）。此舉幫助戴氏迅速進入了京城一流的學術圈，獲得了一眾新科進士和中級文官的認可。其後，戴震先後往來與京城、揚州、山西、浙江，進入盧見曾（1690-1768）幕、在山西編纂方志、執教金華，都離不開他們的欣賞和幫助。這其中朱筠（1729-1781）對戴震的「考據」成果和方法的推廣尤其賣力，使戴震最終得以進入四庫館。 戴震離開徽州以後，一方面以考證為治生手段，參與校訂《五禮通考》、編纂《汾州府志》；另一方面也著力闡釋「自得之道」，除了《七經小記》的宏大計劃，還著成《原善》、《緒言》以批駁宋明儒之義理。這讓戴震看起來似乎是在「考證」和「義理」之間轉折徘徊，實際上「考證」和「義理」是戴震聞道致用之學的兩個連接的階段。從戴震學術發展歷程的角度來說，戴震經過前期考證的積累說經知識，中期與「漢」「宋」不同陣營學人的論學，最終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道」在六經，但需自得；「道」為古今治亂之源。最後，戴震以「道為古今治亂之源」的認知，希望憑藉以考證方式對「道」的解讀達到「經世」之目的，即他所謂《孟子字義疏證》是「正人心」之作，不得不作！在社會史的語境下，戴震的經世追求也並非無的放矢。清朝賤籍階層的長期合法存在是上位者、長者、尊者以身份、地位優勢欺凌在下位者、幼者、卑者的法律依據，這導致基層社會主僕之間、大小族之間的階層對立成為清中前期長久無法根除的社會矛盾，也為「以理殺人」的情況提供了制度性的庇護。從乾隆朝的時事來看，「天理」在世人心中的超然地位，從客觀上確實造成了開豁賤籍政策在執行中的困境。這或許也是戴震以《孟子字義疏證》「正人心」，達成聞道以經世追求的現實因素。